1661 年 5 月 25 日，天還沒亮，熱蘭遮城外的砲聲就響了。這一天，城裡的守軍在砲火裡撐了一整天，到了晚上，長官做了一件很少寫進歷史課本的事：發給全城的鼓手一筆賞金，因為他們從早到晚不停地打鼓，讓士兵打起精神。這件事記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的《熱蘭遮城日誌》裡。這份日誌從 1629 年寫到 1662 年，記的多半是船期、貨物和公文，可是只要仔細找，就能聽見另一種東西：號手的號聲、鼓手的鼓聲、唐人街的銅鑼，和圍城夜裡的嗩吶。這一課，我們不談禮拜堂裡的聖詩，只聽那些樂器和吹奏、敲打它們的人。
1661 年 5 月 25 日：一筆發給鼓手的賞金
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）是荷蘭東印度公司（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，簡稱 VOC）在大員（今台南安平）的長官與評議會每天寫下的工作紀錄。原稿保存在荷蘭海牙的國家檔案館，1986 到 2000 年間由萊登大學的包樂史（Leonard Blussé）等學者整理成四大冊荷文出版；中文版由江樹生等人譯註，2000 到 2011 年陸續出版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「臺灣日記知識庫」也能讀到。荷蘭的惠更斯研究所把荷文版放上網路，可以逐字搜尋。
拿「trommel」（鼓）、「tamboer」（鼓手）、「trompetter」（號手）這幾個字去搜尋，跳出來的紀錄並不多。在四大冊、兩千多頁的日誌裡，「號手」這個字只找得到兩處，「號手們」一處；鼓、鼓手和「打鼓」加起來，也只有十幾處。網站也提醒，線上文字是從印刷本自動辨識出來的，難免有漏字。不過，找得到的每一條都很具體。其中最動人的一條，出現在 1661 年 5 月 25 日。那時鄭成功（國姓爺，Coxinga）的軍隊已經包圍熱蘭遮城好幾個星期，這一天清晨，鄭軍在城前的市街架好大砲猛轟，守軍則出城反擊，把來不及拖走的敵砲用鐵釘釘死砲眼。日誌記下，這一天雙方一共打了大約 800 發砲彈。
那天的反擊很有計畫。評議會派出一百名士兵、十六名水手和一些奴僕，由少尉哈寧（Adam Haningh）帶隊，承諾只要把拖不回來的敵砲全部釘死，就賞 200 里爾。水手們衝到鄭軍的砲位，把鐵釘塞進最重的幾門砲的砲眼，用鐵鎚一路敲到底；士兵們則躲在籃筐堡壘後面不停裝彈、射擊，讓對方縮在掩蔽處出不來。
晚上的紀錄裡，夾著短短一句：城裡所有的鼓手，因為「勇敢的熱心」，不斷地打鼓，讓士兵們精神振奮、勇敢作戰，所以發給他們 20 里爾（Realen）作為獎賞。接著是傍晚照常舉行的禱告，牧師帶著大家感謝這一天的勝利。在砲聲、煙硝和傷亡之間，管帳的人特地記下了一筆給鼓手的錢。
這一筆賞金提醒我們：在沒有擴音器、沒有無線電的 17 世紀，鼓聲就是軍隊的神經。什麼時候集合、什麼時候前進、什麼時候撤退，都靠鼓手的手腕傳出去；而在最難熬的時刻，持續不斷的鼓點，也是讓人撐下去的節奏。要聽懂這筆賞金的分量，得先認識這些鼓手和號手是什麼人。
號手留在船上，鼓手上了岸：VOC 的兩種樂手
荷蘭學者亨森（R. J. G. Henssen）在 2011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《共和國時期澤蘭航運中的號手與鼓手》，翻遍了荷蘭澤蘭省（Zeeland）留下的船員名冊，是目前研究荷蘭船上樂手最完整的一份資料。根據他的整理，號手和鼓手在船上主要的工作是發信號，協調甲板上的各種動作；遇到典禮要演奏，平常也要替船長、軍官和船員解悶。號聲也用來和別的船、或岸上的陌生人打招呼。
亨森舉了幾個例子：海上遇到一艘來路不明的船，號手要先吹信號，看對方怎麼回應；對方可以用號、船上的鼓、笛子或別的樂器回答，如果一點回應也沒有，就會被當成可疑的敵船。船隊靠岸補充飲水、遇到不認識的居民時，也會讓號手吹奏，希望音樂能讓對方安心，表示自己是善意而來，雖然這一招並不是每次都有用。船長請重要客人吃飯時，號手要在席間奏樂；船員過世、遺體要放入海中時，也由他們吹奏信號送行。
到了 17 世紀中葉，海戰變成戰艦排成縱列、互相對轟，號聲幾乎傳不出自己的船，在艦隊之間的聯絡上派不上什麼用場，改用旗號；鼓手的角色反而更吃重，裝彈與開砲都靠他們的鼓點來指揮。也有少數號手離開船上，受雇到亞洲各地的權貴或統治者身邊吹奏。
兩種樂手的身分卻很不一樣。VOC 把號手列為「甲板軍官」之一，站在船尾高高的後甲板上；鼓手則屬於船上的「軍事連隊」，和水手們一起待在主桅前面。這個差別決定了他們到了亞洲以後的命運：船一靠岸，鼓手就跟著士兵下船，編進公司在亞洲的軍隊；號手則留在船上，或是轉到在亞洲各港口之間跑生意的船上去。
這正好說明了《熱蘭遮城日誌》為什麼常常看到鼓手、很少看到號手。熱蘭遮城是一座有駐軍的城堡，城裡有連隊、有衛兵，鼓手就是駐軍的一部分；號手則多半跟著船來來去去。亨森也發現，VOC 本來希望每一艘大船都配一名號手，可是號手很難找：會吹小號的人，本來就有城市、宮廷和軍隊的工作可以選，上船只是其中一條路；17 世紀歐洲大陸戰事不斷，願意上船的號手就更少了，不少船只好用鼓手代替。
他們的出身也不同。號手大多識字，來自西歐各地，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德意志地區；鼓手則大多不識字，多半來自今天的荷蘭、比利時和盧森堡一帶。VOC 的號手合約是三年，鼓手是五年，來回航程還不算在內。三個雇主給號手的薪水相差不大，鼓手的薪水則和一般水手差不多。亞洲的路並不好走：亨森統計，VOC 號手有超過三成、鼓手有超過一半死在亞洲；鼓手因為要上岸駐防，特別容易染上瘧疾。
他們手上的樂器，也有自己的旅程。VOC 是小號的大買家，這些黃銅小號大多是德國紐倫堡（Nürnberg）製造，在荷蘭的「紐倫堡商品店」裡買來；從沉沒的 VOC 船上打撈起來的小號，也幾乎都是紐倫堡貨。這種小號沒有按鍵，彎成兩折、總長兩公尺多，只能靠嘴唇的鬆緊吹出一串固定的「自然泛音」。小號常常撐不過一趟來回航程，壞了就當廢銅賣掉；鼓反而比小號貴，壞了會修好再用，因為破鼓幾乎沒有廢料價值。荷蘭海軍旗艦上還有銀製小號，掛著飾帶和小旗；小號上常綁著打了繁複繩結、垂著流蘇的裝飾繩，由專門的結繩匠製作，這條繩子也能用來把小號背在背上。
最可惜的是，這些樂手到底吹了、打了什麼，今天已經不知道了。亨森指出，當時的號聲與鼓點信號沒有寫成譜，大概相當簡單，有時只要樂器一響，就足以引起全船的注意。我們只知道一些名稱：亨森引用的荷蘭規章，要求鼓手要會打警報、早上的起床鼓（reveille）、晚上收營的「taptoe」、點名與行進的鼓點。荷蘭語 taptoe 的原意是「把酒桶的龍頭關上」，鼓聲一響，酒館就該打烊，後來英語的 tattoo（軍樂表演）就是從這裡來的。
偶爾，號手也會被派去更遠的地方。1637 年 2 月 24 日的日誌裡，轉錄了從日本平戶寄來的消息：公司的上席商務員范桑能（Cornelis van Sanen）到江戶向將軍獻禮後先行離開，助理雷尼爾斯（Daniël Reyniersz）和「三名被派到宮廷的號手」卻還被留在江戶，雷尼爾斯直到 2 月 5 日才回到平戶。日誌的編者在註解裡也寫到，雷尼爾斯 1636 年隨團上江戶，和號手們在那裡多待了一段時間。三位荷蘭號手走進德川將軍的宮廷，這件事就記在大員的日誌裡。
部落裡的鼓，遇上荷蘭人的鼓
荷蘭人帶著鼓來到台灣以前，島上早就有自己的鼓聲。最早來到大員的牧師干治士（Georgius Candidius），在 1628 年寫下他對西拉雅族的觀察。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甘為霖（William Campbell）1903 年出版的英譯本《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》（Formosa under the Dutch）裡，可以讀到這一段：族人有人過世時，會在家門前敲一面用空心樹幹做成的鼓，村人一聽到鼓聲就跑過來，因為他們知道有人走了。
他也寫到，族人沒有固定的休息日，但有一些節慶，那時大家聚到各自村社的公廨裡，跳舞、跳躍，表演各種奇特的節目，婦女穿上最好的衣服。干治士還描述了喪禮上的舞蹈：婦女把用大樹挖成的長木槽倒過來放，每個木槽上站兩排人，背對背，輕輕移動手腳，繞著木槽面跳舞，一隊累了換另一隊，常常跳上兩個小時。干治士的形容是，木槽被踩得發出極大的聲響。中空的木槽、整齊的腳步，本身就是一種打擊樂。
荷蘭的軍鼓，就在這樣的島上響起。尤羅伯（Robertus Junius）牧師在 1636 年 9 月 5 日寫給阿姆斯特丹公司董事的長信裡，記下了前一年 12 月荷蘭軍隊和新港等社的盟友遠征塔加里揚（Takareiang）的經過。他寫道，對方是出了名的勇士，夜裡卻始終沒有來襲；後來才聽說，他們非常害怕荷蘭人帶來的馬和狗，也不喜歡荷蘭人的鼓，本來打算清晨進攻，一聽到起床鼓，膽子就沒了。
鼓在遠征裡也是命令。1637 年 10 月底荷蘭軍隊遠征虎尾壠（Vavorolang）的報告裡，日誌寫到，前鋒隊長進到村裡以後，打出信號要後方「把鼓打起來」，其他部隊才依序跟進。同一份報告記錄傷亡的段落裡，還有一句：「號手的腳受了傷，傷勢不重。」那位沒有留下名字的號手，就這樣在台灣的檔案裡出現了一次。在一個以駐軍為主的據點，鼓手隨處可見，號手卻是難得被提起的人物，這和亨森的研究正好對得上。
鼓聲就是公告：城裡的鼓，唐人街的鑼
在熱蘭遮城，鼓不只用在打仗。公告要發布的時候，常常是先打鼓、再公開宣讀，日誌裡一再出現 naer trommelslach（打鼓之後）或 door de trommel uytroepen（用鼓聲宣告）這樣的寫法。
1637 年 4 月 2 日，日誌記錄：前任長官普特曼斯（Hans Putmans）公布過一張告示，禁止士兵、工人和水手在唐人街酗酒鬧事，現在要「重新公告」，於是在打鼓之後，用中文和荷蘭文各宣讀一次，並規定這些人只能待在立好界樁的範圍內。一面鼓、兩種語言，大員這個港口城市的樣子，就在這一句話裡。
荷蘭人打鼓，唐人社會則敲鑼。日誌裡有好幾次寫到 gommeslagh，也就是「敲 gom」。1656 年 7 月 3 日，長官和評議會為了減少白銀流入、鼓勵商人改運黃金，「以公開敲鑼的方式」宣布新的規定；1650 年秋天，公司把一批貨物拿到倉庫拍賣，事前也是先敲鑼、再張貼告示。
gom 到底是什麼？1657 年 9 月 29 日，一艘從中國沿海來的戎克船卸下的貨物清單裡，有紙、瓦片、梳子、扇子、茶，也有「銅製的 gom 七個」。從這筆貨單看，荷蘭人寫的 gom，指的應該就是銅鑼，而且是從中國運來的。
同一年 10 月，有兩條紀錄連在一起，很像今天的社區公告。10 月 24 日，公司把穀物什一稅的承包招標日，從 11 月 1 日改到 10 月 27 日，「當天就用鑼到處宣告」；到了 10 月 31 日，公司要再一次招標，早上又敲鑼通知，結果只來了三、四個唐人，只好延到 11 月 1 日，並且改用張貼告示的方式。敲鑼也有叫不到人的時候。
圍城的那一年，鼓聲更是密集。1661 年 5 月 4 日，評議會決議當晚所有荷蘭市民、士兵和過磅所的人員都撤進城堡，「撤退的時間，以鼓聲通知全市」。決議裡說明了理由：如果每晚都派兵到市街守夜，城堡本身就守不住，士兵也會累垮，最精銳的人手還可能在市街被敵人各個擊破；6 月 22 日，因為有人把公司發的布料拿去換酒，城堡上上下下又用鼓聲宣告，要大家把賣掉的東西還給原主。日誌還補了一句：打鼓的時候，對面市街上冒出一群武裝的鄭軍士兵，看起來是怕荷蘭人趁著鼓聲出城突擊。同一陣鼓聲，城裡的人聽到的是公告，城外的人聽到的卻是警報。
1651 年的宴會：唐人的鼓與笛，荷蘭的「悅耳音樂」
《熱蘭遮城日誌》裡最熱鬧的一場音樂，發生在 1651 年 11 月。那一年，巴達維亞派來的特派員費爾斯德亨（Willem Verstegen）在大員處理公務，準備離開。11 月 8 日，唐人頭家 Pincqua 和 Boycko 代表所有的頭家，邀請特派員星期六到市街上一位名叫 Jock Hay（日誌另一處拼作 Jock Tay）的人家裡，參加一場為他舉辦的宴會。
11 月 11 日中午，四位有地位的唐人頭家，把特派員、長官富爾堡（Nicolaes Verburch）和幾位官員，連同他們的夫人，一起從城堡接到市街上。日誌寫道，在一條街的轉角站著幾位唐人樂手，用鼓和笛子，一路把客人送進 Jock Hay 的大宅。席上的菜照荷蘭口味準備，酒菜豐盛；用餐的同時，還上演了好幾齣「奇特的戲，也就是 wayang」，一直演到晚上。
wayang 是爪哇語裡的「戲」，荷蘭人寫日誌時借用了這個東南亞的字。日誌的編者在第三冊的索引裡，「唐人樂手」這個條目下只列了這一處。鼓與笛子在前面開路，客人跟著音樂穿過市街，在我們查得到的荷文紀錄裡，這是對大員唐人樂隊最具體的一段描寫。
四天後的 11 月 15 日，輪到長官富爾堡在自己家裡設宴，替特派員送行。日誌記下，席上有法國酒、萊茵酒和上好的荷蘭啤酒，「還有一場安排得很好、很悅耳的音樂」，大家在允許的歡樂裡度過了這一餐。可惜的是，日誌沒有寫是誰在演奏、用了哪些樂器；我們只能確定，熱蘭遮城裡的荷蘭人，也有自己的餐桌音樂。
把這兩天的紀錄放在一起看，很有意思：同一個港口，唐人用鼓、笛和戲來待客，荷蘭人用酒和「悅耳的音樂」回禮。11 月 16 日特派員上船那天下著雨，城堡廣場上排著一整連持槍的士兵，唐人頭家們也一路送他到橋邊。至於城堡裡的鐘聲與禮拜堂裡的歌唱，已經在〈西洋和聲上岸了〉寫過，這裡不再重複。
圍城的夜：鑼、嗩吶、號角，對上城頭的鼓
1661 年春天，鄭成功的軍隊登陸台灣，先拿下普羅民遮城（Provintia，今赤崁樓一帶），再把熱蘭遮城團團圍住。從這時起，日誌裡的聲音變了樣。
5 月 18 日深夜，城裡的人先是看到城外一處叫做 Gelderland 的岬角附近有人影晃動，大家拿起武器，又安靜下來；大約兩個小時後，市街那頭突然響起一陣「銅鑼、嗩吶和號角」的巨大喧鬧，鄭軍從各條街的砲位用火砲和火槍一起開火，還射了火箭，大部分砲彈都從城堡上方飛了過去。打完以後，「又敲了一聲鑼」，一切重新歸於寂靜。守軍全部進入戰鬥位置，卻一槍也沒有開。
荷蘭人寫的是 schalmeyen，原意是雙簧管類的吹管樂器「蕭姆管」（shawm）；在中國軍隊裡，最接近的就是嗩吶。這一筆紀錄等於是荷蘭人用自己的樂器名稱，替鄭軍的軍樂留下了記錄；從日誌的描寫看來，像是銅鑼發令，嗩吶和號角助威，鑼聲再響就收兵。
5 月 19 日晚上 11 點左右，同樣的聲音又來了：鄭軍「吹著號角、嗩吶和別的樂器」大聲鼓譟，同時發射了上百發砲彈，鬧了半個小時，然後又完全安靜下來。白天交戰的時候，日誌的作者還用了一個帶點苦笑的說法：敵人從市街用他們的砲「也奏了一小段曲子」，好在沒有人受傷。5 月 22 日晚上 11 點，碉堡另一邊又響起警報，「先是吹嗩吶，然後是一片大叫」。
城內的回應，就是鼓。三天後的 5 月 25 日，就是本課開頭那一天，鼓手們從早打到晚，換來 20 里爾的賞金。圍城拖過了夏天，鼓手也有別的任務。7 月 22 日早上，一名鼓手照常到城外一片空地上採野菜，回來時神色驚慌地報告：他在地上好幾次聽到腳底下有敲擊的聲音，於是撿起石頭敲地面去聽。守軍懷疑鄭軍在挖地道，接下來幾個晚上都派人仔細聽，地底下卻什麼也沒聽到；7 月 25 日，又在鼓手上星期五指出的地方挖了一個坑查看。
另一則紀錄裡，市民自衛隊的鼓手穿過被圍的市街，回來報告看到的情形：過磅所、稅關、市政廳一帶都沒有看到敵人的崗哨，只發現市政廳地窖的牆上被打穿了兩個大洞。7 月中，評議會又決定，「以鼓聲公告之後」，沒有命令的人一律不准走到烏特勒支（Utrecht）碉堡南邊去。對一位鼓手來說，耳朵和手腕一樣重要。
1662 年：打著鼓走出城門
1662 年 2 月 1 日前後，荷蘭長官揆一（Frederick Coyett）和鄭成功議定了投降條款，2 月 9 日，荷蘭人離開大員。日誌的最後幾頁，抄錄了雙方的條款草案。
荷蘭方面提出的第六條是這樣寫的：士兵們在接受檢查以後，可以帶著全副武器、飄揚的旗幟、點燃的火繩、含在嘴裡的子彈，以及「打著的鼓」（slaende trommelen），走出城門、上船離開。鄭成功這一方回覆的條文裡，第六條同樣同意士兵帶著行李、武器、火繩、子彈、飄揚的旗幟，「打著鼓」上船。甘為霖 1903 年的英譯本，把這一句譯作 beating drums。
這是當時歐洲軍隊投降時常見的一種體面安排，稱為「戰爭榮譽」（honours of war）：仗打輸了，但不必偷偷摸摸地離開，可以排好隊、打著鼓，以軍人的樣子走出去。雙方都把「打著鼓」寫進條約，表示這面鼓不只是樂器，也是一支部隊的尊嚴。
從 1637 年那位腳受傷的號手，到 1661 年拿到賞金的鼓手，再到 1662 年打著鼓走出城門的士兵，這些樂手大多沒有在檔案裡留下名字。他們不是音樂家，吹的、打的也不是今天在音樂廳裡聽得到的曲子；可是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，他們的號聲和鼓聲，是大員這座城每天都聽得到的聲音。
荷蘭人離開了，鑼、鼓與嗩吶的聲音卻一直留在這座島上，今天在北管和廟會的陣頭裡都還聽得到，詳見〈渡過黑水溝的弦聲〉。
對學吉他的人有什麼意義
- 17 世紀的自然小號沒有按鍵，只能吹出一串自然泛音；吉他在第 12、7、5 格輕觸琴弦彈出的泛音，用的是同一套物理原理。彈泛音時想想那位站在船尾的號手，他整個工作就建立在這串音上。
- 鼓手的價值在於穩定與持久：5 月 25 日那筆賞金，獎勵的是「不停地打」。吉他的刷弦和伴奏也一樣，先求拍子穩、撐得久，再求花樣。
- 同一陣鼓聲，城裡聽成公告、城外聽成警報。音樂的意思來自聽的人和場合；替一首歌編伴奏時，先想清楚這首歌要對誰說話。
- 檔案裡的樂手大多沒有名字，但他們的聲音被記了下來。把自己的練習和演出錄下來、寫下日期，就是替自己留一份「日誌」。
參考資料
- J. L. Blussé, M. E. van Opstall, W. E. Milde, Ts'ao Yung-ho 等編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, Taiwan 1629-1662（四冊，'s-Gravenhage: Nijhoff, 1986-2000），惠更斯研究所（Huygens ING）線上版：resources.huygens.knaw.nl/retroboeken/taiwan（本課引用：第一冊 1636 年 5 月 25 日、1637 年 2 月 24 日、1637 年 4 月 2 日、1637 年 10 月 30 日；第三冊 1650 年秋、1651 年 11 月 9～16 日；第四冊 1656 年 7 月 3 日、1657 年 9 月 29 日與 10 月 24、31 日、1661 年 5 月 18～25 日、6 月 22 日、7 月 22～25 日、投降條款）
- 江樹生等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四冊（2000～2011 年出版）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
-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，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版上線消息（2017 年 2 月 24 日）
- R. J. G. Henssen，Trompetters en tamboers in de Zeeuwse zeevaart ten tijde van de Republiek: plichten en praktijken（博士論文，Universiteit Utrecht，2011；含英文摘要）
- William Campbell，Formosa under the Dutch: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（London: Kegan Paul, Trench, Trübner, 1903）：干治士 1628 年記述、尤羅伯 1636 年 9 月 5 日書信、1661 年 5 月 4 日大員決議錄、投降條款英譯
-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，Johann Wilhelm Haas 製自然小號館藏資料
- Wikipedia（作為線索）：Siege of Fort Zeelandia、Honours of war、Shawm、Suona、Tattoo (military)、Wayang
藍調、爵士、鄉村、搖滾、佛朗明哥、巴薩諾瓦、指彈……老師一對一帶你從基本功彈到經典樂句，依你的程度安排進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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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VOC 的號手屬於甲板軍官、多半留在船上；鼓手屬於軍事連隊、上岸駐防，所以城堡日誌裡鼓手遠比號手常見。
- VOC 的小號多半是紐倫堡製的自然小號，只能吹自然泛音；樂手吹打的信號沒有寫成譜，今天已無法得知。
- 熱蘭遮城用打鼓來發布公告，唐人社會則用銅鑼（荷文 gom）宣告拍賣、招標等事，1657 年的貨單裡就有從中國運來的銅鑼。
- 1651 年 11 月，唐人頭家請樂手用鼓與笛子迎接荷蘭官員，席間還演了戲；長官的送別宴上也有「悅耳的音樂」。
- 1661 年圍城時，鄭軍夜裡以銅鑼、嗩吶與號角鼓譟，城內的鼓手則因整天不停打鼓而獲得 20 里爾賞金。
- 1662 年的投降條款寫明荷蘭士兵可以「打著鼓」出城上船，鼓象徵一支部隊的體面。
常見問題
荷蘭時期的台灣，最常聽到的西洋樂器是什麼？
從《熱蘭遮城日誌》來看，最常出現的是軍鼓。城堡有駐軍，鼓手負責信號、點名和發布公告；號手則多半跟著船隻來去，在台灣的紀錄裡很少見。
為什麼號手比鼓手少？
根據荷蘭學者亨森的研究，VOC 把號手列為甲板軍官，到了亞洲多半留在船上；鼓手屬於軍事連隊，會跟士兵一起上岸。號手本來就難找，很多船只好用鼓手代替。
日誌裡的 gom 和 schalmeyen 是什麼？
gom 從 1657 年「銅製的 gom 七個」這筆貨單來看，指的是銅鑼；schalmeyen 是荷蘭人對雙簧吹管樂器的稱呼，用在鄭軍身上時，最接近的中國樂器是嗩吶。
17 世紀的小號和今天的小號一樣嗎？
不一樣。當時的自然小號沒有按鍵，彎成兩折、總長兩公尺多，只能靠嘴唇吹出一串自然泛音，原理和吉他的自然泛音相同。
荷蘭人投降時為什麼要寫「打著鼓」出城？
這是歐洲軍隊投降時的一種體面待遇：可以帶著武器、旗幟，排好隊打著鼓離開，而不是被繳械押走。1662 年荷蘭與鄭成功雙方的條款都寫進了這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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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海嘯》榮獲 2012 華語金曲獎「年度最佳獨奏專輯」，並入圍第 23 屆金曲獎最佳演奏專輯；著有《指彈吉他訓練大全》；曾擔任上千場大型演唱會的樂手，合作過李宗盛、周杰倫、張惠妹、田馥甄等歌手。擁有 30 年演出與教學經驗，在台北中山區親自一對一教學（台北學吉他・盧家宏吉他音樂教室），也開設線上吉他直播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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